随喜山东正觉寺仁炟师http://www.zhengjuesi.net/，有感而发

顶礼两足尊，那摩佛陀耶，
末法万般苦，地狱随处现，
慈心启慧命，法音常流宣，
根器虽不同，真心等无间，
佛号日日颂，法喜充饭餐，
定业虽不灭，刹那断恶缘，

顶礼经律论，那摩达摩耶，
有情不长住，无情终将灭，
法华境界美，华严美境界，
真心不可说，妄心不可得，
金刚破虚妄，楞严镇妖邪，
智慧分善恶，真心般若现，

顶礼苦行者，那摩僧伽耶，
五浊众迷苦，莲花开人间，
博山发大愿，重建正觉山，
代受地狱苦，人间种福田，
如来龙象种，仁炟道心坚，
法雨从天降，共成无上觉，

女服务员刺死官员续：刑拘后被捆无行动自由

2009-05-19 08:31:57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跟贴 14278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昨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再次通报了“5·10”案的相关细节和情况。据悉，遇刺官员曾拿出一叠钱炫耀，朝邓某头、肩部扇击，并两次将邓某推倒在沙发上。邓某随后被送往医院，院方将其手腕和踝、膝等部位固定在病床上，无行动自由，营养全靠强行输液补充。

http://news.163.com/09/0519/08/59LOSKSA00011229.html

1）秦朝

兴起于法家对政府信用的树立而能真正起到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利益协调者，平民通过军功可以成为贵族，贵族没有功劳也可以没落。同时，灭六国后，通过军功协调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职能不复存在，而秦皇帝私心绝对膨胀后导致平民利益被极大剥夺，最终，这个政权就像纸糊的一样，迅速瓦解，

2）汉朝

汉朝400多年，前后出现过贵族、士族和庶族作为强势阶层的时代，汉朝政府通过强化儒学的方法，一直占据着道义领导者的地位，并在强势阶层之间的切换过程中抢先代表了新兴阶层，也一直比较成功地平衡着强势阶层和平民的利益，

3）唐朝

一个伟大的时代，如果李唐皇帝能将三省制度长期贯彻，也许，我们在1000年前就进化到现在的美国了，

4）宋朝

文化停滞，大众信仰消极化开始的时代，出现了 新儒否定佛教因果报应的大事件，从此，中国人整体被抽去了灵魂，凄惨的元、明、清时代随之到来，

5）民国

虽然混乱，至少开始吸收外来文化，虽然在大陆失败，但至少在台湾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点点精气神，

6）当今中国

当前最尖锐的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喜欢搞一堆矛盾出来，政府喜欢把人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当做矛盾[我们在给全球制造产品，我们自己确消费不起！！！]，要我说。80年代前，可能是城乡，80~2000年代，可能是富人和穷人，而现在，绝对是 官员和平民。

从此，政府失去了调节利益的职能，更别说在道义上做代表了！

---为什么对外贸易站GDP比重大, 一方面, 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消费不了, 一方面, 为了平衡顺差, 又必须购买国外的高级产品, 解决不了问题, 只能把美元投资到海外,

　　其次，是要重视房地产泡沫问题。由于房价的快速飚升，使住房价格远远脱离了广大百姓的收入水平，造成“刚性需求”者对住房购置的可望而不可及。另一方面，由于房价升值快速，住房成了最好的投资品，在海外热钱、山西煤老板和温州炒房团的推动以及开发商的炒作下，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越积越多，房价极度高企。金融危机到来后，炒家停止了购房，居民需房又买不起，于是造成2008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城市住房市场明显滑落。房地产是社会消费的龙头产品，当房地产销量迅速下滑后，同国民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钢铁、水泥、建材和诸多家居产品等60多个产业必然市场萎缩。

---人们为什么愿意炒房, 因为, 除了房子, 还有可投资的东西吗? 股市就是赌场,还是老千横行的赌场,银行利率几乎为0,和人一起创业吧又怕合伙人没信用,想买地又没地方买,

　　第三，是要重视收入差距过于悬殊问题。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 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收入差距过大不是问题, 关键是低收入者是否有活路, 怎么才样没活路的人有活路, 必须要进行制度安排, 而制度, 往往与文化相关, 这里的文化, 并非娱乐，而是大众价值观，因此，改造大众价值观，才是问题所在。有2种方法：富人愿意分享财富，穷人愿意像狗一样活。前者让社会越来越文明，后者让社会越来越黑暗，

《大智度论》卷四十一则称发菩提心为菩提心，行六波罗蜜为无等等心；卷五十三谓佛菩提有发心、伏心、明心、出到、无上等五种菩提之别。

在菩提道路上有五种不同体悟菩提道者，一者名发心菩提，于无量生死海中发心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名为菩提，此是因中说果。二者名伏心菩提，能折诸烦恼，降伏其心，行诸波罗蜜多(度到彼岸法门)。三者名明心菩提，能观三世诸法，本末、总相、别相，能分别筹量，得诸法实相，毕竟清净，是为得般若波罗蜜多行相。四者名出到菩提，于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力故，亦不着般若波罗蜜，灭一切烦恼，见一切十方诸佛，得无生法忍，出三界到萨婆若(一切智)。五者名无上菩提，坐道场中断烦恼习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

在上述菩提道中的五层次阶段，第一是初发心菩提，亦是指善心者发菩提心，为求无上菩提而发心，成无上正等正觉之佛道，故您问的发菩提心是指第一阶段的发心菩提，是无菩提之果，但已有菩提之因，故说因中说果。

发菩提心后当勤修心养性，定要能降伏诸烦恼，且能配合行诸波罗蜜多，即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多，是为伏心菩提。在此阶段广行布施，结诸善因缘；然后去受戒，以戒为师，依戒规范自身行为；进而修忍辱法，转外境给修行人的种种诬逆之法。再进而以精进心，内外兼修，得禅定及般若智等，这是所谓第二伏心菩提。

在伏心过程中对世间相已能了知，对诸佛法及世间诸法，知道本末是何意义，本者空无，末者心有所执成世间相。心一入世间相时，对世间法的总相、别相(差别相)等都能了解，然后依法而修，得诸法实相，亦得毕竟清净心，此后以般若智度到彼岸，这是第三的明心菩提。

当得明心菩提后认真修行，即能开悟自心，悟后真修时，以愿力、方便智度到彼岸，依般若波罗蜜中得方便力，但亦不着般若波罗蜜，如此断灭一切微细烦恼，得不动地菩萨位，进而入第九善慧地、第十法云地，见一切十方诸佛，得无生法忍，出三界到萨婆若(一切智)，故称出到菩提，是为第四菩提道路。

菩萨道后于如来地中，断微微细烦恼，得三身(法身、化身、报身)、四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成所作智)，并得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最后证得一切智、道相智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为第五无上菩提。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泽东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国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国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泽东时代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国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锦涛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国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国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国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国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国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国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国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权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国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权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国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权利润”。“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国独有的“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权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国资源，毁掉了中国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国人民来偿还，要由中国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国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国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国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国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国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国能拿出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国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国政府不想满足­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独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反观中国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国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国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国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锦涛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国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产党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国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国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产党，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国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国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国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泽东，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泽东，把教师节定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国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国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国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国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国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国看­齐，可见那时的中国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6%，中国已经被胡锦涛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国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国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国索取“人权利润”，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国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独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国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国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镇压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文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镇压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国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国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国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国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国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国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国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专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文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国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国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国人怎么做都是错，中国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国的妖魔化过程中，中国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国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国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国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国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国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国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国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党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党。这­主要是改革教在党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党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党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国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党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党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党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目前中国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华势力对文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国走­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产党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党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牛根生惊魂30天

美国方面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美国看来, 卖武器不完全是政府行为, 买武器有可能是非官方关系. 如果当时约定好 武器交易是 官方行为, 那就好了.

美国方面作出3点承诺：1、美向台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美中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2、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对台的武器出售；3、经过一段时间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

---"近几年"和"一段时间"的空间大得很.

------------------------------------------------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４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４日就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售台武器发表谈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和谴责美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的行径。

１０月３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爱国者－3”反导系统、“Ｅ－２Ｔ”预警机升级系统、“阿帕奇”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总价值达６４．６３亿美元。刘建超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和谴责美方这一严重损害中国利益和中美关系的行径。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已奉命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刘建超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从来是明确和坚定不移的。美方同意售台上述先进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造干扰和障碍，理所当然激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

刘建超说，我们正告美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定意志。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两岸推进交流合作，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历史潮流。

他说，我们再次敦促美方认清售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切实履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承诺，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本文来源：新华网 )

　　美国的经济真的是一团糟吗？当然，美国从去年始，出现房屋贷款危机，导致就业市场缩小，截至今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已升至6.1%（去年底是 5.0%）；并有十余家银行倒闭，美国政府最近出手，接管了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两家出现严重金融问题的大银行。

　　但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美国，它的整体经济状况，或者说基本底座，并没有发生重大松动，并有强劲复苏的潜力。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政策研究中心”（CPS）研究员、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顾问的经济学家马斯登（Keith Marsden）九月初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布什总统有很好的经济记录”一文，提供了很多统计数字，由此可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经济的整体面貌。这些数字不­是来自执政的共和党政府，而是来自像国际货币基金（IMF），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世界项目评比（ICP）以及美国统计局（USCB）等­权威机构。

　　●美国经济实力比八年前增19%

　　根据这些机构的统计，美国经济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工业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 2001年到200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2.2%，自8年前克林顿政府结束至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19%.而在这个期间，法国只是增加了14%，日本是13%，意大利和德国都是8%.

　　当然，北京官方媒体会强调，中国过去开放改革的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中国，这种统计数字有多大水分，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Rawski）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和这个统计有很大距离。但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幅度比较大，是个事实。不仅中国，被称为亚洲经济四小龙的南韩、台­湾等等，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比例都是如此。现在，连印度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过去8年，都保持在6%以上。但和美国经济相比，这些国家的距离仍相差很大。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两点，一是整体规模，二是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2008年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将在3万亿美元之内，美国将突破13万亿美­元。这和美国、中国的人口数量恰巧形成反比：美国3亿人口，中国13亿。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中国的四倍以上。

　　●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18倍

　　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在于是不是“民强”，即人民生活是不是有质量、富有。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发展指数的“世­界评比项目”的最新报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45，594美元，远高于法国（40，782）、德国（39，650）、意大利（35，386）、日­本（34，023）。台湾排全球第26名，是16，274美元。中国排第104名，是2，460美元。

　　“世界评比项目”对全球146个国家的研究统计，2005年，美国的人均消费（公民和非法移民都算上）是32，045美元，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排在欧洲小国卢森­堡（该国人口不到50万，面积不到台湾的十分之一）之后，远超过英国（25，155美元）、加拿大（23，526美元）、法国（23，027美元）、德国（21­，742）。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根据这个报告，只有1，751美元。

　　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的城市家庭的年消费能力可能达到一万美元，大约是今天的美国家庭的四分之一。届时中国的整体大众消费能力增至9910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18%.

　　●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三分之二

　　美国虽然目前处于失业率攀高的状态，但美国的就业人口比例，按照国际标准，仍是相当高的。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的报告，美国的就业人口（16岁到66岁）在2­006年占71.7%，高于欧洲欧元区国家平均值5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从2001年到2007年，平均为4.7%.而在之前的克林顿执政的八年中，平均是5­.2%.美国的失业率远低于欧元区国家平均值的8.3%（从2001至2007）。

　　美国虽然因为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并至今仍要维持很大的军力和开销，但美国的军费开支和九十年代相比，并没有很大增加。例如，199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8%，2006年则仅增长到占GDP的4.1%.和在二战（占37-38%）、韩战（13-14%）、越战（7 -9%）期间相比，比例还是很低的。

　　美国经济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它主要依靠“内需”，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国正相反，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美国主要­依赖自己内部的市场，而中国主要靠世界，所以一旦有国际性经济危机，中国就会首当其冲，受到重大影响。

　　●民主国家财富藏于民

　　中共媒体总是渲染美国政府有多大的财政赤字，而中国的外汇存底是世界第一等等。但美国向来不是那种小地主，把钱都攒起来炫耀，而是投资、用钱滚钱。而且更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民主国家，都是财富藏于民，政府反而经常赤字运作。像美国，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有114万人的个人财富达到 500万美元之上。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美国家庭，已增加到930万户。而这些富有的美国家庭，除了继承财产的，都是靠自我奋斗、依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财­富。而中国的巨富、暴发户，相当一大部分是在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的不平等竞争中获得的，更有很多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

　　最近世界银行发表的最新《2009年商业》（Doing Business 2009）年度经济改革、经商自由度评比报告（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进行年度追踪观察和统计，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结果，美国领先所有其它工业­大国，排第二名（第一是新加坡），后面依序是香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从去年的排名第90，升至第83名。

　　● “美国溜向社会主义”

　　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不景气状态，主要由于房屋贷款出现问题。近年由于美国房价上涨，有些人抱着投机心理，抢购房子、囤货居奇，想发横财；贷款银行也因投机（和商业­竞争）心理，没有严格把关，随意贷款；房建商则猛盖房子。最后房子过剩，抢购的房子卖不出去，银行贷款当然就还不上，造成金融危机。

　　但美国政府没有让“市场”自行调节，即没让那些随意贷款的投机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没让乱贷款的银行倒闭，反而由政府大手笔出资，接管了两家出问题的大银行。这­像是有人赌博输了钱，政府出面补偿。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提名人麦凯恩和佩林在《华尔街日报》合写文章说，两家房贷银行被政府接管，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11月­初的美国大选，不管哪个党的候选人进了白宫，其经济政策都可能走向这种政府统揽经济的方向，只不过民主党的奥巴马是“跑步”，共和党的麦凯恩是“走步”，速度不­同而已。

　　二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市场经济学泰斗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无论哪个党胜选，“美国都会溜向社会主义”，区别只不过是，共和党可能溜得慢点，民主党可能溜得快一点。如果弗里德曼还健在，对这次大选­，可能还会做出这种预测。这种不走充分的市场经济、热衷政府干预的“溜向社会主义”政策，才是美国经济的真正“隐患”。

　　原载台湾《看》半月刊2008年9月第21期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 -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